ＶＩＩＶ２４之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

今年是六四第二十四個年頭(ＶＩＩＶ２４)，六四臨時記念館設在城市大學中。 今天想說說有關公民抗命。因為「佔領中環」運動的提出，它應源於公民抗命。我就嘗試用比較出名的公民抗命事跡及其背景作比較，及分享一些閱讀來的精句。

(圖一：民主女神像放在城市大學圖書館門前)

(圖二：六四臨時記念館)

(圖三：五月三十一日晚在PolyU開會，看到有六四講座，謝志峰是其中一個講者。)

事件１：梭羅在一八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被逮捕及在牢裡關了一夜。因他從一八四二年停止繳人頭稅。而《公民不服從》寫於一八四九年。

當年背景：美國本土蓄奴，墨西哥受美國侵略。
美墨戰爭（1846-1848）是美國與墨西哥為邊界爭議引發的戰爭，當時大多數的美國人認為擴展領土是天命。廢奴人士則認為是美國為了延伸蓄奴的範圍，才極力入侵墨西哥。美國把現今的加州、內華達州、猶他州、大部份的亞歷桑那州與新墨西哥州地區、部份科羅拉多州及懷厄明州佔為己有。

文章中的精句：

• 「政府管的愈少愈好」這句話梭羅由衷贊同。
• 政府教育人民要尊重法律、法律即正義，此舉實不可取。人民唯一的義務是：無論何時，都只憑良心做事。
• 我們要知道，法律不會讓人更講道義，每每因為遵守法律，人民反而淪為不義之事的幫凶。不適當地尊重法律，自然會導致這種下場：整隊軍人，上從將軍、團長、統帥，下至下士、小兵、火藥手浩浩蕩蕩，翻山越嶺，違背自己的意願、判斷跟良心投入戰場，也因此舉步維艱，於心不安。
• 在實行蓄奴的州裡，自由之士唯一能住得有尊嚴的地方只剩下監獄了。
• 但要是今年有一千人不繳稅，這抗爭的方法就是既非暴力也不流血，不過要是大家都乖乖繳稅，就等於是把錢送給政府去施暴、殘害無辜。實際上，如果革命可以和平地進行，那麼拒絕繳稅就是可行的做法。
• 真理不會自相矛盾，也不會專用錯誤的手段去彰顯正義。

事件２：甘地在一九一零年代的非暴力與不合作運動包括：抵制英國貨，自己動手織布、鹽隊遊行及數次絕食抗議、入獄，以個人的身體作為政治的武器。

當年背景：印度移民在南非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權利在很大程度上被剝奪的現狀及種族歧視問題。印度在英國的統治下，大肆開採自然資源，延誤了印度的經濟發展。印度的大地主便和英國大公司一起興旺發達了起來，而饑餓則越來越多地對農民構成了威脅。在一八五零年至九零零年間，總共發生了二十四次階段性的饑荒，造成了二千多萬人餓死。

書中的精句：

• 甘地的非暴力主義名為Satyagraha，意思是「真理的力量」。尋求真理將永遠不容許使用暴力來對付自己的敵人；必須通過耐心和理解使對手擺脫謬誤；而耐心則意味著心甘情願地忍受痛苦。
• 甘地認為一個堅持真理的人的目的永遠是以愛感化敵對者時，不可能拒絕和對手交道。

事件３：馬丁·路德·金在一九六零年代的非暴力運動包括：蒙哥馬利罷乘運動、入座運動和向華盛頓進軍。在一九六四年美國國會宣佈種族隔離與種族歧視政策違法。

當年背景：根據阿拉巴馬州法律，所有的公共設施都實行「分離且平等」的原則，蒙哥馬利的公共汽車也因此實行黑白分座。黑人大學生來到一家連鎖店的吧台買酒，遭到拒絕，理由是「我們不為黑人服務」，入座運動由此開始。在一九六三年爭取黑人工作機會和自由權的，及發表著名演講《我有一個夢想》。


事件４：六四民運在一九八九年，適逄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北京學生以非暴力方式與政府對抗。最後變成血洗京城。

當年背景：事件由哀悼胡耀邦起，大學生在追悼清官同時反貪官污吏。在四月十八日，北京五大學學生遊行靜坐，在遊行沿途高呯「打倒官倒」及「打倒貪污」。北京在1987年至1988年展開經濟改革時反而導致消費者物價指數提升高達30%;陸續有國有企業宣告關閉，導致當時中國總共有數百萬名工人處於失業狀態。同時中國社會除了那些尚未遭到撤職並持有「鐵飯碗」工作者外，絕大多數人民過去所享有的醫療保健、住宅補貼等社會福利紛紛取消。老百姓當時生活苦不堪言。


事件５：佔領中環計畫在2013年3月27日正式啟動，它是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廷教授提出。他在1月16日投稿信報，以《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為題，鼓勵市民及民間領袖以事先張揚的形式實行違法、非暴力的佔領中環行為。而參與者不是因一時衝動，是因一份對公義的渴求，並願意為公義負上代價。

現今背景：香港根據基本法在二零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但泛民認為程序上有不公義的地方。其他問題包括：貧富懸殊的問題、青年人沒有發揮機會的問題、醫療及老人的問題等。總括政治權力分配不公及深層次矛盾。

以下表及圖是不同事件的不公義程度對非暴力程度*。只是筆者個人意見作為參考，如有更好的評估機制，請多多指教。

（*非暴力程度是考慮了康德所提出的自由法則，在不妨礙別人的自由這個前提下，我們可以盡量爭取我們的自由。）

對於佔領中環行動，我的看法是悲觀（同施老闆一樣）。因為它的道德感召力不足，這是不公義程度未到達人民醒覺的門檻。就算行動進行，當人過了四十歲，他們的專業資格已經完成，正是事業發展及賺錢的黃金十年。如要照顧父母又有兒女的更不會考慮。這是機會成本的計算。（我記得讓子彈飛最後的一場，給槍人們都不敢作反，直到人們認為已經推翻了權力後才敢作反。）最後參與的人，就只有吃政治飯的人，退休人士及學生或初出茅盧的青年人。如果有一萬人願意佔領中環，不如改作不繳稅，個人覺得效果更好。最後以施老闆的訪問中的一句作結：施永青承認，自己思想理想主義，但行動要照顧現實。



附錄：
有關支聯會的口號爭議：「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棄」，李卓人忘記了支聯會全名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華叔說：『我認識到，真正的愛國，並不是愛一個政黨、一個政權、一個領導，而是愛自己的同胞，愛民族的傳統文化，愛祖國的大地山河，即是人民、文化、土地，這是我愛國的根本因素。』
司徒華（２０１１），《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ＯＸＦＯＲＤ　（第１０７頁）
而我最支持的口號是在2011年22周年的「平反六四，革命尚未成功；建設民主，同志仍須努力。」
（每年六四都在家中悼念，真的不想記起，但未敢忘記。從二十周年開始，每年六四都要寫一篇文章來悼念。）

去年今天：華叔的智慧

Reference：
亨利。梭羅（譯者：劉粹倫）（２０１２），《公民，不服從！　梭羅最後的演講》，紅卓文化。 (Henry David Thoreau, 1849: Civil Disobedience)
GIANNI SOFRI （譯者：李陽）（２００６），《甘地與印度》，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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